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新时代新征程各领域改革进行了总动员、总部署。《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强调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历史性任务。
第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思想解放和实践探索的最新成果，是改革理论和目标新的深化和创新
46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但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改革目标。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是第一次涉及改革目标模式。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目标模式，理论上是一个突破。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十四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设计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蓝图，成为20世纪90年代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党的十六大宣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国改革进入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进入新时代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特别是首先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不移深化市场化改革，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此，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国改革新的主线和主要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要求，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应对新形势、新挑战的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目标明确、时间表清晰但任务又十分艰巨的新的历史进程。
中国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国改革目标的不断深化，都是思想解放和实践探索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号召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经济活力。这是我们完成改革目标必须坚持的原则。
第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
2020年，在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在第一次提出新时代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目标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七个关键领域的改革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篇章中，重点对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任务进行阐释。总的来看，两个文件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标准和任务的表述，是一脉相承、完全一致的。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围绕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谋划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强调，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如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等等。这是近年来中央对当前矛盾和问题分析最全面、最深刻的一次。这也反映了中央的清醒：一方面，坚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不动摇，这是目标导向；另一方面，深刻分析了改革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这是问题导向。
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仍然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也是能否如期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和试金石。这个问题的难度关键在于，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是要处理好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问题，这也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坚持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计划经济；反之，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市场经济。换个角度说，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形式。资源配置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更遑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这次《决定》也强调，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决定》要求，既“放得活”又“管得住”，这句话也很重要。“放得活”是前提、是重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要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这样才能放得活。而“管得住”讲的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政府要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也管不住的事情。“管”不是简单下行政命令，而是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主要还是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更好地完善宏观调控与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
第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准确把握各项重点任务的核心要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共部署了300多项改革举措，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抓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准确把握各项改革任务的核心要义。
一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培育和发展更有活力、竞争力、创造力的市场主体。要继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当前，更重要的是制定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以及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要从法治层面稳定预期，增强发展信心；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完善民营经济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打击“远洋捕捞”等异地趋利性执法现象。其关键还是要保证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二是构建高标准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要围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这项改革任务的关键是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坚决破除行业垄断、所有制歧视、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重点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
三是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种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活力充分释放。完善主要由市场供给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不当干预。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重点是坚决突破城乡二元体制对土地要素市场化的制度障碍，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积极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重点是坚决突破户籍、所有制等身份差异对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市场化配置的制度障碍，推动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着力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重点是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加快建立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深化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技术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重点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技术要素的配置与干预，激发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经济的科技创新活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重点是通过积极完善数据要素的产权制度，推进数据要素确权、定价、流通、交易的标准化、市场化进程，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应该说，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最关键、最基础性的任务，也是市场化改革成败的关键。
四是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包括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查同罪同罚，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社会信用制度等等。
五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责权分工清晰的中央地方关系，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包括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协调机制，围绕实施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竞争、产业、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同时，还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
六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勾画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和任务。制度开放方面，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和金融领域等方面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外资外贸方面，要强化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市场有序扩大开放。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稳妥推进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金融领域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