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多篇著作对此作出深刻论述。比如，《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指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指出：“从治本的角度看，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合理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完善地方税体系”；等等。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财政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我们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将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这项系统工程落实、落细，首先应围绕具有前置意义的基础性、方向性问题进行系统思考、作出系统谋划。
根本之道：坚持“两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扎根中国大地，以中国财政运行规律为研究对象，是一门关于中国财政运行规律的科学，既有各国财政知识体系的一般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涉及多方面内容。其中，最基本、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条，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别构成了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的“魂脉”和“根脉”。一方面，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才能在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充分考虑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的历史特点，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才能全面科学反映中国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进程，才能把中国财政经验提升为中国财政理论。另一方面，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着眼于“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从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源头活水，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财政思想精华贯通起来，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才能以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才能从中国大地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才能筑牢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的深层文化根基。新发展理念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将新发展理念贯穿于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各方面和诸环节，是新时代坚持以“两个结合”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的根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研究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中国财政，是奔着解决中国财政的问题去的，对于中国财政实践的总结是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的基本来源。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是因为我们走对了路、做对了事情。其中，就包括在财政领域做对了事情。这些做对了的事情，是难以从国外财政学教科书中找到的，也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照抄照搬，而只能从中国的财政实践中来。
这意味着，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不是“平地起高楼”，当代中国财政的成功实践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加强对中国特色财政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着力于在财政领域“把中国实践总结好”“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让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在实践层面关注的实际问题相契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是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必须体现的显著特征。
这也意味着，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立足中国财政实际，解决中国财政问题。只有更加密切贴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将中国财政的事情讲清楚、说明白，才能找到服务“国之大者”的学术生长点。
因此，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关键是要把中国财政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提升至规律层面加以认识。这本身就是理论创新，是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所在，也是中国对世界财政知识体系的理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断总结中国财政成功实践经验，“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是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的着力点和着重点。
立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基因完全相同的农作物在不同土壤中生长，会具有不同的特点。同理，在不同的体制背景下，财政运行格局必然存在差异。当前，以中国财政运行规律为研究对象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当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最主要、最重要的立论基础。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在《准确把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活动的经济基础，财政不仅涉及更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且涉及有效弥补市场失灵，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应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核心问题展开。
具体而言，无论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还是弥补市场失灵，都应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出发，根据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界定概念、划定边界。财政收支活动，也要根据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确立量限、布局结构。只有这样，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才能真正富有中国特色，才能真正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逻辑主线：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既往的财政知识体系，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基本上是围绕国家分配这一逻辑主线展开，从而将财政定义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或国家集中性的分配。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来看这一逻辑主线，就会发现有两点不足。
首先，以国家产生作为财政产生的前提，将财政等同于国家财政，甚至作出从古至今的财政就是国家财政的判断，不仅会将国家产生之前具有萌芽性质的财政现象排除在视野之外，导致在财政起源问题上陷于不必要的理论纷争，而且难以从根本上对公共财政这一财政与生俱来的公共性质进行分析阐释，也难以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义上对国际财政这一当今世界超越国家的财政现象进行分析阐释，更难以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高度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
其次，以分配领域划定财政活动范围，不仅难以说明发生在分配领域之外的财政活动、运行于经济视域之外的财政职能，而且可能在认知上将财政涉及的分配局限于“流量”层面，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分配，从而难以说明现实中延伸到“存量”层面的财政活动，比如国有资源或国有资产的配置，也难以说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等对于财政职能边界的拓展。
放眼人类社会财政历史演变进程，特别是从国家治理的大视野分析当代中国财政活动运行全景，便会发现，财政不仅随着社会公共需要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公共需要的存在而存在，而且随着社会公共需要的发展而发展。相对于国家分配，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理解财政运行规律的一个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逻辑主线。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人类社会财政运行的底层逻辑，不仅可以讲清楚人类社会财政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可以讲清楚中国财政运行的特殊规律，进而在人类社会财政发展一般规律和中国财政运行特殊规律相贯通的基础上，讲清楚基于全球社会公共需要的国际财政运行规律。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逻辑主线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不仅可以讲清楚财政活动与其他方面活动的系统性差异，划定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的边界，而且可以讲清楚存在于当代中国、当今世界的各种财政活动运行实践、各类财政现象呈现缘由，更可以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讲清楚通向未来的中国财政前行脉络和发展蓝图。
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应当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逻辑主线并将其贯穿始终。从给出财政基本定义到刻画财政基本特征进而界定财政基本职能，从人类社会财政发展规律的揭示到新中国财政思想和财政实践的提炼，从财政支出到财政收入，从预算管理到财政政策，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到国家间的财政关系，都可以循着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这一逻辑主线展开。
目标定位：由“本土化”跃升至“中国自主”
在我国，作为一门科学的财政学或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经历了引进、模仿、学习西方财政学和苏联财政学的过程。不过，这一过程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实现财政学本土化——立足中国国情，坚持洋为中用，始终是我国学者的执着追求。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成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推动财政学或财政学理论体系由“本土化”进一步跃升至“中国自主”层面——以自主为导向，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而且“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
相对于本土化，“中国自主”是站在新的更高起点上所确立的更高目标，是更高水平、更广视域、更大格局的追求。这不仅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摆脱对外部财政知识体系的“学徒心态”“依附心理”，不断发现“自主逻辑”，形成“自我主张”，在学术根底和文化传承上自信自立，而且要求我们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及其文明根基出发，建构中国人自己的概念谱系、知识体系、表达方式，更好更有力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因此，坚持以“中国自主”而非“本土化”为导向，把中国自主落实于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全过程，既是根本方向，更是着力重点。
强调自主性，并不意味着排斥汲取国外财政学的有益成分。恰恰相反，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与开放性是一致的。中国财政运行规律的揭示和提炼，必须以清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财政运行一般规律为基础和前提。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所积累的历史经验之一，就是坚持胸怀天下。只有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才能理顺本土化知识与普遍性理论之间的关系，实现从一般到特殊的跃升。
吸收借鉴国外财政学的有益成分，绝非复盘本土化追求，也绝非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要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高度，坚持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皆可为我所用，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融通各种资源、各种要素，将中国财政运行特殊规律同世界财政运行一般规律相贯通，在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历史方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开辟的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开创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说到底是一种文明发展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党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所有成果，都可以归结到推动文明进步方面，体现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的建构，也要站立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方位，体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重要论断。这表明，财政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是一个跨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多个领域的国家治理的范畴。这决定了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要立足国家治理全局，推动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融合，形成一门关于治国理政的学问。
一般而言，财政文明的发展进步，集中体现在财税体制建设上。有别于传统财税体制，我们着力建设的现代财税体制，对应的是现代国家治理，其本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财税体制。就此而言，只有深刻体会“现代”财税体制与“现代”国家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从理论上讲清楚为什么现代财税体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应有的财税体制形态。只有深刻体会现代财税体制与现代财政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从理论上讲清楚为什么现代财税体制是顺应历史规律、切合时代潮流、代表发展方向、匹配中国国情的科学财税体制形态。也只有以此为基础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才能站在时代前沿，把握时代脉搏，成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最新财政理论创新成果。
来源于:学习强国
从这个意义上讲，跳出传统视域看财政，立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看财政，从现代国家治理的意义上探索面向未来的财政理论和制度创新，同样是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